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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2018年第8期推荐文章
 
2018-08-22

  

大潮从不止息

李瑾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当人们从不同视角回顾40年来社会变迁时,很难忽视一个群体—农民工。

  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巨大而丰富变化的诸多事物中,农民工群体的诞生和发展,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位至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密不可分的同时,也总是与权利、法治、公平、正义、文明这样的词汇息息相关。

  几十年来,农民工一开始被称为“盲流”,后来被称为“民工”,之后是“农民工”,再后来,有声音认为这一称呼不够尊重,于是改称“进城务工人员”,一段时间后,“农民工”重现媒体。

  直到现在,这个称谓在人们心中逐渐仅作为表达身份的中性词出现,这个群体才接近其社会意义上的平等。尽管,这种平等无论在制度还是实践中,还有一定的差距。

  在我的个体记忆中,与农民工这个群体相关的词汇先是蛇皮袋、塑料桶、扁担;后来是建筑工地、流水线、工伤、欠薪;再后来,留守儿童、积分落户、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农民工兼职工会副主席……

  “一个民工进城了。他和这座城市唯一的联系,就是脚上那双回力牌白球鞋……”

  上世纪90年代初,当中国青年报记者以这样的开头来描摹民工潮时,回力牌白球鞋这个细节,给10年后初入媒体就职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这之后,接近2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采访过无家可归的农民工、被欠薪的农民工、流水线上的新生代农民工、飘在北京心怀梦想的农民工子女。这几年,采访较多的还要数农民工代表、农民工兼职工会副主席和农民工劳动模范等。

  如果,农民工群体40年来的变化是一面镜子,不可否认,它照出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40年中最生动而丰富的进步。

  最近,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农民工40年》,感谢作者授权本刊以缩编的形式奉献给读者。作者以大量的历史资料、深入的理论研究和缜密的思考文字,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丰富翔实的农民工40年发展图景。如今看来,有些历史依然触目惊心,但每一次引爆社会关注的事件后,政府作为紧跟其后;有些国家政策“破冰”意义浓厚,但它们所激发出的社会连锁力量不可小觑。

  中国农民工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一个群体以最顽强的努力为中国社会转型注入“推进剂”,也必然以最终融入城市文明为象征,完成自己的“马拉河之渡”。

  农民工,既是主动挺立改革大潮的“弄潮儿”,更是始终参与改革的“赶海人”。他们,是改革大潮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推动者。

  如今,进一步深化改革正在进行中,大潮从不止息,2.87亿农民工群体阶层迁徙的力量依然蓬勃。

    

由长生生物狂犬疫苗事件想到……

王娇萍

  7月,长生生物狂犬疫苗造假事件,令人震惊。目前,事件详情有待有关部门彻查后披露,但从已披露的信息看,不少细节发人深思:

  其一,此次长生生物狂犬疫苗事件事发,是因其内部生产车间的老员工实名举报。据媒体报道,生产狂犬疫苗的是长生生物子公司长春长生,该子公司在职员工数量在1000人左右,其中生产人员约600人,举报人便是其中一员。对于举报的动机,“不清楚到底是因为内部岗位调整导致举报人利益受损进而进行举报还是有外部因素驱动”,但“出事之前,狂苗生产线已经换了两拨人”。

  其二,长生生物是国企长春高新盈利能力最强的核心子公司,但令人费解的是,长春高新却不要这棵“摇钱树”,于2003年底决定以每股仅2.4元的价格,将公司持有的59.68%的长生生物股权卖给时任长春高新副董事长、总经理高俊芳。后在一片质疑声中,虽然转让价提升到2.7元/股,但受让方依然是高俊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长生生物起步之际,长春生物制药研究所职工共同出资840万元获得的28%股权,在高俊芳担任总经理后被相继回购,而据当年持股员工称,股份是“被迫转让”而非情愿。

  其三,疫苗造假事发后,继高俊芳和4名高管被刑拘后,7月23日晚又有10名相关涉案人员被刑事拘留,其中包括一线员工。据其中一位员工家属透露,“她的工作就是给白鼠打针,做实验的。”之所以被涉及,“或是因为没有做其中的一个实验”,“儿媳一个月工资约3000元。这是第一次被叫来接受调查。平时没多拿一分钱,上面让咋做就咋做。”

  如果将上述细节加以梳理,可以发现:无论是老员工实名举报,还是涉案员工“上面让咋做就咋做”,都暴露出长生生物的劳动关系和谐程度绝非像其账目报表那么亮丽,其在企业管理上是存在突出问题的。而这一切,在高俊芳采取非凡手段成功地将长生生物私有化那一刻起便已埋下。

  首先,在有多位竞争者给出每股3元转让价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低价出售,必然广受质疑,这绝非“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国企改制中‘管理层优先’是较为普遍和正常的做法”这句说辞能撇清的。这一原罪,注定了企业的劳动关系从一开始就缺乏信任的土壤。

  其次,长生生物公司治理结构可谓畸形,高俊芳家族不仅在股权上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且其丈夫、儿子、两位小姑子,均担任要职,高俊芳更是一人身兼董事长、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财务总监五职,这显然不是一家大型企业该有的正常配置。如此“家天下”,怎么可能给员工充分的发展平台和空间?

  第三,长生生物虽然以惊人的91.59%毛利率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但其员工“一个月工资约3000元”“工资太低,加班没有加班费”……不算优厚的员工薪酬待遇与高俊芳儿媳在抖音中极尽奢华的炫耀形成鲜明对比。

  其实,只要稍稍扒一扒长生生物的历史便不难发现,疫苗造假事件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更何况,此次狂犬疫苗造假事件,已经不是长生生物第一次出现类似问题。但屡有前科的长生生物不仅每每化险为夷、岿然不倒,而且还能在资本市场屡屡受捧。细细思量,这恐怕是比疫苗造假更令人不安的事情。

  可见,将劳动关系和谐指数作为判断企业能否走得更远的重要参考,绝对靠谱。套用一句名言:劳动关系和谐的企业也会有管理问题,但管理有问题的企业,

  劳动关系必定不会太和谐!

  

关注卡车司机群体生存境遇

闻效仪

  近日,由传化公益慈善研究院推出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报告为我们展示了近3000万具有自雇性质的卡车司机群体的生存境遇,呼吁全社会给予卡车司机更多的关注和保护。而在近期发生的有关这个群体的不稳定事件,也更加凸显了卡车司机的权益保护问题。

  作为中国物流运输业的主体,卡车司机的劳动过程可谓艰辛和疲惫,日夜奔波在路上,不停地流转于不同城市之间,工作强度极大。报告显示,卡车司机每天单次驾车平均时间为7.8个小时,而晚上8点以后开车3小时以上的卡车司机占比高达74.9%。由于其四海为家的特点,卡车司机平均20天才能与家人见面,吃住均在路上。他们不仅缺乏充足的休息时间和必要的休息条件,长期夜宿在车里,还要随时提防专门针对卡车司机的各类罚款,甚至偷油、偷货、碰瓷等不法行为,这进一步加剧了卡车司机的不安全感和疲惫感。不仅如此,由于高强度和长时间的驾驶,卡车司机均患有严重的职业病,他们几乎都受到颈椎病、腰疼和胃病的困扰,但却很难有时间休息和康复。

  卡车司机群体高强度的劳动过程却没有达到相应的收入水平。报告显示,2016年卡车司机全年的平均收入为10.7万元,但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卡车司机占比高达71%。65.5%的卡车司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相比于其他群体,卡车司机具有更强烈的收入诉求。

  首先,卡车司机是典型的高债务工作人群,相当部分卡车司机是自己购买卡车,但基本上都是靠借贷来购买。报告显示,卡车司机向银行贷款和家人朋友借款购车的比例超过70%。借贷在缓解资金压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司机月供的压力负担。尤其在国内近年来不断提高环保标准的态势下,为了防止车辆被贴上黄标并由此产生的限行、加过滤器、甚至报废等限制行为,卡车司机都会选择尽量短的借贷周期,“与时间赛跑”,这进一步加大了收入压力。

  其次,卡车司机的家庭负担较大。由于长期在外,“卡嫂”们就需要承担照顾家庭的主要职责。为了照顾孩子和老人,他们只能打零工或者全职照料,收入很少。与此同时,近一半的卡车司机家庭有两个孩子,且大部分孩子正处于上学年龄。因此,卡车司机是整个家庭经济的顶梁柱,需要承担家庭的全部生活费用,对开车收入的依赖性较高。

  其三,大量互联网平台进入货运市场,对卡车司机的收入造成向下竞底压力。“运满满”“货车帮”等APP的出现,使得大量货运信息上传到了网上。表面上看,卡车司机有了更多的运货选择,但实际上却是吸引大批卡车司机加入运价的激烈竞争中。尤其是大量回程空车的加入,使得运价大幅下降,严重威胁卡车司机的基本收入。

  卡车司机的生存境遇使得卡车司机群体开始有不稳定因素,并具有进一步演变成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卡车司机的“男性气概”以及四海为家的劳动过程中形成团结互助的传统,加之互联网媒体结合手机终端形成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使得这支在路上的流动职业大军对自身境遇有了更深的思考以及开始实施集体行动要求改变现状。而如何解决他们的利益诉求问题,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过程,这不仅涉及到交通、路政、环保等公共政策调整,也涉及到互联网平台劳动关系责任的认定,以及产业工会体制该如何适应新形。

  

 
本文编辑:谢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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